摘要
《尚书》是中国历史最为悠久的儒学经典著作，其与《诗经》共同构成了中华文明的重要源头。《尚书》中所体现的治国思想、哲学理念以及历史文化信息等，对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塑造拥有至关重要的影响。这也导致自封建时期，大量国内学者对《尚书》的研究与探索，具有重要历史、社会、文化价值。然而，《尚书》的影响力不仅体现在国内学界，也体现在自明清以来国外汉学对于《尚书》研究的热忱。明清之后，西方传教士就开始对《尚书》进行多版本译，其海外普及推广的过程也遭遇过重重阻碍，但《尚书》的重要传播价值依然无法被忽视，《尚书》的海外传播也对海外汉学的发展带来了重要价值与意义。本文将以《尚书》的海外影响为起始点，探究该著作的海外传播与接受，尝试分析《尚书》的海外影响、传播与接受情况以及《尚书》的海外传播之于当今中国文化译介所带来的启发性思考。
关键词
《尚书》、海外传播、中华文明典籍
一、《尚书》概述
在历史上，《尚书》曾被称作《书》，被视作是儒家“五经”中最为重要的一经。1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包含上古时期的历史文献和历史事件的汇编著作。《尚书》蕴含了深刻的哲学思想，体现出了中华文明深刻的思想内涵。《尚书》的价值体现在多方面。首先，儒家思想中的美学观念可以从中找到源头。贯穿千年的儒家文化最为看重祥瑞文化，而《尚书》则通过“数度文化”来将何为祥瑞进行具体阐释。2这种“祥瑞文化”对于中华文明的审美构成息息相关。其次，《尚书》拥有着极高的历史和社会学价值。学者根据《尚书》的记载，发现中国的礼乐文化始于尧舜时期。此外，该书中包含大量有关自然地貌、山川流水的描述。这解释了中华文明对山川的崇拜之源。总的来说，通过对《尚书》的研究，学者可以从历史角度梳理出中华文明发展的源头和轮廓，并分析中国社会内涵的进化历程。《尚书》同时拥有着极高的政治价值。作为儒学重典，《尚书》将政与德相结合，阐述了中华文明下政治治理的核心内涵。根据《尚书》之观点，有德乃天命，而天伐坏德之人。类似这样的观点无疑塑造了中华文明的政治观，并影响了自汉朝以后的中国政治统治体系。作为一部古典著作，《尚书》同时也拥有着极高的文学价值。3在西方古典学和阐释学方法论引入中国，加之国内学者对于《尚书》及相关著作的不断开拓性研究，学界已经开始关注《尚书》本身蕴含的丰富文学属性。通过对《尚书》的文学研究，可以发现古汉语在修辞造句上的特征，也可以将文、乐、礼等美学要素相结合进行开创性分析。总的来说，《尚书》对于中国历史、政治和社会进程拥有着重要意义，并富含多样的学术研究价值。
脚注
1李伟荣,李林 《尚书》诸问题及其海外传播–兼及理雅各的英译《尚书》，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6月，77页：
历史上，“诗、书、礼、易、乐、春秋”中开始只称《书》。
2陈望衡，张文 《尚书》中的中华美学之源，湖北社会科学，2021年11期，90页：
一到九的数度文化以及五行文化代表着中国人对于生命、世界的宏观逻辑阐释，不同度数有着不同寓意。
3李秀敏 《尚书》文学研究的有益探索和尝试–评于文哲《<尚书>文学论》 2022年49期，2页：
《尚书》的不同篇章对于研究上古时代口述文学想象、文学体裁，文学与礼乐之间的关系提供了线索、思路与史料。
二、《尚书》的海外传播
虽然《尚书》拥有极高的学术和文学价值，但是由于其年代久远，语言非常艰深，导致了《尚书》在近现代的大众传播和海外传播受到了一定影响。因此，虽然《尚书》拥有着重要的学术和研究价值，其国内和海外研究却不及其他中华经典著作，如《道德经》及《易经》。《道德经》在西方被重译多次，而有关《易经》的译作、论文和专著则多达五百多部。4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尚书》没有《论语》《易经》《道德经》等典籍的海外影响力并不令人震惊。但事实上，自16世纪以来，《尚书》就以多种形式传播至海外，并对海外汉学的建立拥有不可磨灭的影响。
《尚书》的年代久远、语言艰深似乎导致了该典籍的海外影响力不足，但这一点并不确切。而这种矛盾性值得思考与研究。事实上，自欧洲大航海时代以及文艺复兴时期的到来，《尚书》就已经形成了一定规模的海外影响力。《尚书》的海外影响力的构成，首先是由于欧洲社会的自主性变革。文艺复兴运动的兴起将欧洲学界和社会的思想进行解放。欧洲人因此对传统的宗教和封建思想产生质疑。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欧洲罗马教廷的宗教权威性受到极大损害，这也导致了罗马教廷向东方寻求新的传播与扩张。因此在16世纪之后，大量西方传教士开始向东方，尤其是中国传教。这客观上改变了之前东西交往闭塞的这一事实。这些前来传教的西方教士不仅带来了欧洲的哲学、宗教和科学信息，同时也开始将东方经典典籍传入西方。以利玛窦为例，其不仅在传教阶段用汉语撰写了《天主教义》一书，更是将《四书》等中国经典典籍翻译为西语，成为西方汉学创建的根基所在。5
如前文所述，《尚书》语言晦涩难懂，但西方传教士对该典籍的翻译与传播并不晚于其他四书五经之内容。早在1626年，拉丁语版本《尚书》就已经发表，该译本为利玛窦的学生所译，并被认为是最早的《尚书》译本。根据相关史料记载，该译本的作者金尼阁在利玛窦去世后来到北京，除翻译《尚书》，也对珍贵的利玛窦文稿进行了翻译，并撰写了有关中国历史的西语书籍。在《尚书》拉丁文译本出现之后，又有多种语言版本的《尚书》相继出版。例如，在18世纪之后，进入中国的法国传教士开始翻译《尚书》。先后有三种法文译本的《尚书》出现，其中以法国传教士巴多明的版本最为著名。巴多明可以熟练地掌握汉语和满语，同时在科学与哲学方面拥有不凡才华。这让他深受清廷信赖，这也使得他可以以一种更为深刻的方式将《尚书》传播至海外。在清乾隆时期之后，英译本《尚书》开始出现，其中就以理雅各和高本汉两个版本最为著名。根据高本汉的观点，《尚书》和《诗经》之所以晦涩难懂，是因为这两个典籍的出现年代过于久远，其语言体系包括语音体系难以被理解。6因此，高本汉决定重建古汉语语音体系和语源学来解决这一问题。在翻译《诗经》的过程中，高本汉极其重视对古汉语语音的研究与探查。而这种研究方法也帮助高本汉成功翻译《尚书》。和高本汉版本的《尚书》英译本相似，理雅各的《尚书》英译本也有着数量众多的注释。但是，不同于之前的《尚书》译本，理雅各尝试将不同学者，包括汉学界之外的《尚书》研究成果融汇一体，并体现在自己的英译版本中，这使得理雅各版本的《尚书》翻译成为了西方汉学史上里程碑式作品。7总的来说，不同版本的《尚书》译本翻译过程都有着以下特点。首先，西方传教士在翻译《尚书》时，将自己所了解的科学研究与方法论运用到对《尚书》内容的分析和解读上。第二，《尚书》外译本的译者多受到中国学者的帮助。通过中国学者的见解和分析，西方译者可以更深入地了解《尚书》内容的深层含义。第三，西方传教士在进行《尚书》翻译时，多借鉴了中国学者对于《尚书》的注疏和解释，这可以让《尚书》的外译本拥有更高的表达准确度。
总的来说，自明清以来，西方传教士的到来促进了东西方的文化互鉴和交流，这也客观导致了大量中华典籍被翻译成不同西语版本，并流传至欧洲等地。作为儒家思想最为重要的典籍之一，《尚书》成为了西方传教士了解中国政治社会体系本源的最佳选择。
脚注
4王琰 《汉学视域中的<论语>英译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21年，3页：
西方对《道德经》的重译本最多，其次为《论语》，仅《论语》西语版本就有20多种。
5利玛窦，金尼阁. 《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1983年，24页：
利玛窦用西语翻译《四书》等文化经典，成为西方汉学先驱。
6李耀 翻译传播学视域下《尚书》译介社会模式研究， 黑龙江教师发展学院学报，2022年6月，113页：
《尚书》过于古老，语言晦涩难懂，文辞古奥，译本数量有限，质量参差不齐。
7李伟荣,李林 《尚书》诸问题及其海外传播–兼及理雅各的英译《尚书》，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6月，81页：
在翻译《中国经典》的过程中，理氏得到了王韬、黄胜等中国学者的襄助，使其对中国典籍的理解更加准确。
三、《尚书》的海外接受
对于《尚书》的海外传播与接受研究，国内学界的关注程度并不高。当代学者也鲜有关于此方面的著作与论文。但是，研究中华典籍的总体海外接受情况，可以推断出《尚书》在海外的接受情况。在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政府开始加强中华文明典籍的海外传播，其中一个案例就是由国家机构推动的《大中华文库》工程。作为中国最古老的典籍之一，《尚书》英译本也是《大中华文库》的一员。《大中华文库》工程是中国文化典籍传播的代表之一，其规模宏大，但却效果甚微。并最终导致了“自产自销”的情况。8目前学界对于文化传播与外译的研究开始将重心放在海外读者的接受程度上。通过学界研究，可以看出，《大中华文库》的海外读者群几乎为零。这是由于多方面因素导致的。首先，自20世纪以来，西方中心论一直存在于西方学界和读者心中。以此观点为核心，西方社会并没有强烈了解中国文化的内在动力。这导致了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学文化的不重视甚至是忽视。这也导致了《尚书》等中国文化典籍“走出去”的困境。第二，以《大中华文库》为例，该系列图书的大部分典籍英译本都是由中国人所译制。这种译介与传播手段导致了译本和海外读者群体之间的连接不畅。更为重要的是，这种以国人为主的翻译模式不同于以往的以汉学家为主的翻译模式。虽然这种新的翻译模式可以确保《尚书》之类的中华文明典籍在翻译过程中传达符合时代要求的信息，却无法从读者接受角度为读者创造出拥有可读性的译本读物。不论是相对语言较为艰深的《尚书》还是如《孙子兵法》《孟子》等这些在海外更有影响力的中华文明典籍，在20世纪的海外传播中都受到了很多阻碍，也取得了不甚理想的效果。
除了上述所提到的问题，《尚书》在海外接受方面所面临的挑战也来自以下几个问题。首先，中华传统文化在现代西方社会中的认同感不高。很多西方读者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知之甚少，甚至完全没有听说过《尚书》《论语》等中华文化典籍。这也客观导致了《尚书》的海外接受情况不高这一现实。第二，不同地区的社会与文化背景不一，这也导致了海外读者在阅读《尚书》等中华文化典籍时出现无法了解内容的情况。第三，如前文所述，海外学界主体对中国文化的关注度并不高，这导致在除汉学界的西方学界缺少对于中华文化典籍译本的认同。9其结果就是，大众读者很少能通过专业书评等信息来获得有关阅读《尚书》等典籍的帮助和指导。此外，缺少学界的推介也会导致《尚书》等中华文明典籍的多方位传播与影响力塑造。
脚注
8李宁 从《孙子兵法》林译本看中华典籍国人英译本海外接受研究 外语与翻译，2018年第4期，27页：
这些译作成了名副其实的“出口转内销”产品。
9王星 齐鲁文化典籍译本的海外接受现状与推介策略 2020年第6期，88页：
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一概念在美国的认知度还有待提升。
四、《尚书》的海外影响
虽然《尚书》的海外接受和其他中华文明典籍一样遭遇了诸多困境，但单纯从这一点无法得出以下结论，即《尚书》没有产生一定的海外影响。从《尚书》的海外传播来看，《尚书》对于海外汉学界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尚书》之所以在明清时期就开始被翻译成不同版本传播至海外，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西方传教士的到来。西方对于中华文化的热忱在这种文化交流之后逐渐体现，并在17至18世纪形成了“中国热”。10西方对于中国的兴趣在文艺复兴运动之后变得愈发强烈，18世纪达到了高潮。对于之前不曾了解的中国，西方学者开始将其称作为一个“伟大的文明”。在历经战乱和纷争之后，欧洲人开始向往中国文明，以及其所体现的繁荣、物质和精神财富。这也使得中国的饮食习惯、生活方式、以及哲学传统在这一时段的欧洲极受欢迎。以中国哲学思想为例，中国儒家学说和其代表的哲学思想在欧洲引起了轰动，甚至一度动摇了中世纪形成的欧洲基督教纪年。在伏尔泰等西方启蒙运动思想家而言，儒学的到来帮助摧毁了中世纪的欧洲封建传统。在阅读相关中国文化典籍后，欧洲人开始模仿中国人对山水、礼教和政治思想的理解，并尝试将其应用到自身的社会发展之中。11在这一时期，《尚书》的拉丁文与法文译本已经出版，而在这一时期之中，《尚书》的英译本也已经开始出现。这意味着，《尚书》在海外拥有一定影响力，而这种影响力也导致了后续汉学家和传教士对其进行进一步翻译与传播。
利玛窦时期的传教士对于中华文明典籍的翻译创造了汉学这一学科，而《尚书》作为儒学经典也成为了汉学研究的重点。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对《尚书》的翻译甚至为海外汉学的结构打下了基础。如前文所述，在对《尚书》进行翻译之时，海外传教士运用了西方的研究方法，结合中国学者的注释与研究，对《尚书》的内容进行了准确而不失创造性的阐述。但是令人遗憾的是，虽然《尚书》在汉学界依然拥有重要的地位，但是西方社会对于《尚书》以及其他中华文明典籍，甚至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兴趣都远不及先前。12
脚注
10张西平 《儒学西传欧洲研究导论：16-18世纪中学西传的轨迹与影响》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159页：
这种影响也体现在政治方面，儒学的西传为法国大革命提供了思想准备。
11张西平 《儒学西传欧洲研究导论：16-18世纪中学西传的轨迹与影响》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170页:
与中国有关的信息在欧洲都非常受欢迎，相关的信件、书籍都会很快出版。
12张西平《儒学西传欧洲研究导论：16-18世纪中学西传的轨迹与影响》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159页：
西方社会逐渐以自己的文化和社会构造来过于简单第理解东方思想。
五、讨论与结论
《尚书》作为中国最古老的书籍之一，详细介绍了中华文化、儒家学说的深刻哲学和文化内涵，也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与社会价值打下了提供了源头依据。《尚书》本身的历史与文化价值在数百年前就已经被西方传教士所认同，并将其翻译成多种语言传播至西方。《尚书》等中华文化典籍的海外传播为海外汉学的建立打下了坚实基础。这是因为，对《尚书》等的翻译不仅为汉学家提供了研究内容，也提供了研究方法与理论。在17-18世纪，欧洲社会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推崇导致了《尚书》等中华文化典籍的大量传播。但是这种现象在20世纪之后逐渐停止。西方读者甚至是除汉学界外的主流学界对于中国文化都采取了一种忽视的态度。从中可以看出，西方文明对于中国文明的引入更多是出于自发性的。当西方社会认同了中国社会的发展水平、经济实力与文化软实力，这种东学西渐的潮流就会出现。但是，自清晚期以来，中国孱弱的国家实力让中国文化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与歧视，这也导致了西方读者没有想要接触中华传统文化的愿望，更不要说接受中国学者都认为语言艰深的《尚书》。但是，《尚书》的海外传播之路依然值得学界研究，并从中发现中国文化走出去之路的相关建议。首先，必须继续倡导由国外学者主导的《尚书》译介活动。第二，应该加强对于《尚书》等中国文化典籍的学术推介，以引导更高效的海外传播路径。13第三，中国应该继续加强中华文化的海外影响力建设。当海外受众群体对于中华传统文化拥有更好的理解和包容程度之后，《尚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最为古老和重要的典籍之一，势必会在海外产生更大的影响力。第四，国内学界应该继续从语言和历史学角度研究《尚书》的内容与诠释。这可以帮助完成更有可读性、准确性的《尚书》译本创作。
脚注
13李伟荣，李林 《尚书》诸问题及海外传播–兼及理雅各的英译《尚书》 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6月，82页：
学术界应该梳理文化资源，塑造文化多元与共同体，让西方读者更容易在传入国被接受。
参考文献：
- 陈望衡,张文.《尚书》中的中华美学之源[J].湖北社会科学,2021（11）：90-97.
- 李伟荣，李林.《尚书》诸问题及其海外传播–兼及理雅各的英译《尚书》[J].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15(02):77-82.
- 李耀.翻译传播学视域下《尚书》译介社会模式研究[J].黑龙江教师发展学院学报，2022,41（06）：113-117.
- 李秀敏.《尚书》文学研究的有益探索和尝试–评于文哲著《<尚书>文学论》[J].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49（01）：2.
- 李宁.从《孙子兵法》林译本看中华典籍国人英译本海外接受研究[J].外语与翻译,2018,25(04):27-30.
- 利玛窦，金尼阁.利玛窦中国札记[M]. 何高济等译.中译者序言. 北京：中华书局，1983.
- 王琰.汉学视域中的《论语》英译研究[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2.
- 王星.齐鲁文化典籍译本的海外接受现状与推介策略[J].中共青岛市委党校.青岛行政学院学报,2020(06):86-93.
- 张西平.儒学西传欧洲研究导论：16-18世纪中学西传的轨迹与影响[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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